【纪念林书扬逝世十周年】马臻 | 林书扬的“学习”之道与“超越”之路

编者按

今日是台湾爱国统一阵营杰出领袖和理论家、中国统一联盟主席林书扬先生逝世十周年，保马推送马臻老师《林书扬的“学习”之道与“超越”之路》一文以示纪念。在本文中，马臻老师通过探讨林书扬先生的阅读史和理论来源，尝试在这个距离林书扬先生较远的时代重新建立起理解的桥梁。马臻老师认为，林书扬先生的阅读是将书本学习与社会观察、实践结合在一起；在这种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把静态封闭的知识，形成一个和人类进步融合在一起的矛盾斗争过程。在漫长的牢狱生涯中，林书扬先生将“学习”内化为一种“战斗”的形式，这种“战斗”将人与人类的进步、解放联系在一起，从而超越单纯阅读、观察的层次。具有当下指向性和现实实践性的“阅读”，为林书扬先生矢志不渝的原则和立场夯下坚实的基础，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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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书扬的“学习”之道与“超越”之路

文 | 马臻

一

二十四岁入狱，被1950年残暴的国民党白色恐怖政权判处无期徒刑。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者、革命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自由和实践的剥夺，正常家庭和事业的毁弃，人生意义的重压与折磨，更意味着在漫漫无尽的铁窗桎梏中，因为信息和知识的封闭，而时时来袭的知识与思想的枯涩、以及心灵的窒息吧？

林书扬先生（1926年—2012年10月11日），台湾爱国统一阵营杰出领袖和理论家。1950年5月31日半夜，组织读书会的林书扬在家里被秘密逮捕，起因是他的同学、医生谢瑞仁刚当选麻豆农会理事长就被控成立中共“麻豆支部”。9月26日，他们被国民党当局以建立叛乱组织、发动民众运动、鼓动业佃斗争等罪名判决，林书扬等9人判处无期徒刑。34年又7个月后保释出狱，是台湾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上图摄于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台北市宁夏路旧党部）

对于台湾统派林书扬这样热爱阅读和学习，不断深入思考的人来说，这应当是一个大问题。关于林书扬的回忆，具有传奇性、也最令我感性趣的，就是他在狱中以一个左翼理论家的深厚修养，帮助狱中难友深化左翼知识、建立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理想信仰的故事。出生于1948年，于1972年因“成大共产党案”被捕入狱十年的吴俊宏的回忆，颇有代表性。他曾回忆，在狱中他已有一定的左翼知识积累，但有一天看到林书扬秘密书写的文章，发现“怎么跟我读的不太一样？”，大感兴趣，开始了思考和追问：

于是我就找一些问题问林书扬，譬如我问，「何谓世界观」、「何谓意识形态」、「何谓自由主义」……等等，他皆一一以长文回复。我想奇怪，这个人在这边已经关二十多年了，没有信息也没有数据，怎么写得出这些东西，他对哲学的造诣也很深，尼采、康德、黑格尔……他都知道，还能写一大堆。看了他所写的东西，最令我感触的是，我突然觉得，我以前所读的知识，都是些无根的、漂浮的东西。而看了他所写的东西之后，我的这些知识，才一一找到它的定位。（原来就是这样！）这是我当时最大的感受。（《绿岛归来文集》）

《林书扬文集》人间出版社2010年版

吴俊宏的回忆，恐怕也是一般人觉得好奇之处，“这个人在这边已经关二十多年了，没有信息也没有数据，怎么写得出这些东西”？而且，吴俊宏也深刻地感觉到，林书扬的思想既有广度，也有深度，是非常透彻的，融会贯通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因此，才能让吴俊宏反思到自己此前的阅读和思考，不过是东鳞西爪，“都是些无根的、漂浮的东西”，以至于吴俊宏等人给林书扬起了一个外号：“字典”。在林书扬较为彻底和系统地解读中，吴俊宏恍然大悟，重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我的这些知识，才一一找到它的定位。”

吴俊宏的回忆并非个例。1984年陈映真撰文声援尚在狱中的林书扬，曾回忆当年在囚牢中遇上已经系狱二十余年的林先生，感叹“他可真说是一个手不释卷的人”，“以无形的、严苛的原则要求着自己”，“日语固无论矣”、“他自修得来的英语，也令我这正式受过长时期英语教育的人叹服”，是“老终身犯中少数几个能写一手流畅、深刻的中文的人之一”。以“深刻”来形容林书扬的中文造诣，大概陈映真也读过林书扬冒险在狱中写下的长文。事实上，在统左派内部，在当年入狱的老同学中，林书扬的理论修养算是有口皆碑，他出狱后仍能撰写《林书扬文集》五卷，也绝非偶然之事。

著名报告摄影家李文吉先生拍摄于一九九一年五一节的作品。相片里，林书扬先生与作家陈映真先生头绑布条、并肩而行。在长长的行列里，两人手里都擎着一面工运战旗。

然而，我们由此推断的是，既然林书扬在50、60年代的监狱中，很难接触到广泛的左翼思想资料，那么，他的人文素养和理论修养的真正奠基，必然来自他入狱前的24年的时光。也就是说，林书扬在24岁入狱时，已经打下了他一生思想和学问的根基，获得了初步的思想的成熟。

以一个24岁的青涩的青年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思辨？这恰恰是此文要追问的。

二

翻读《林书扬文集》，会敏感于“学习”一词出现的频率很高，这似乎与其他左翼的革命者略有不同。而林书扬本人也绝不是一般印象里干巴巴的革命者或理论工作者，他有着对阅读和思考的热爱，以及由此而来的丰富的人文素养和趣味。虽然他的文集中几乎没有专门回忆过自己的青年生涯，但是在他怀念故人的少部分篇章中，常常提及书店和书籍，我们还是能感受到他少年时代以来对博学深思的热情，那是一个人融化在血脉里的对于“学习”的热爱。

例如他在《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身影》一文中回忆丁名楠，曾提及在1946年10月中旬，自己与丁名楠在书店门口不期而遇，“在那几年间，我常到那儿去找些曾经以日文译介过的中文作品。有时候买回家和日译本对照着看，也算是一种学习中文的方法”，这一次他“买的是沈从文的《边城》和巴金的《海底梦》”，他和丁名楠之间的交往，也大多是关于知识、思想、文化的讨论。他在《斗士未归》中回忆苏新，开篇即提到“太平洋战争中的某一年，笔者还是一个中学生，有一天和几个朋友一起到市内一家书店去闲逛。无意之间看到一本书，书名是《家兔饲养法》（原著日文），著者的名字是苏新”。又如，他在《美梦与悲剧》中回忆王育德，提及自己中学时代与当时的大学高材生王育德辩论孔子之是非。在《曾文溪畔的斗魂》中，他回忆青少年时代对他影响颇深的庄孟侯与庄孟伦，“顺便一提：孟侯还是一位读书家”，对庄孟侯的藏书，他在回忆中充满了感情：

我寄宿在他家时，会客室的壁橱就是书架。我发现他的藏书相当多，大概有数千册。内容多半是日文的社会科学之类。还有世界文学名著，百科全书，和属于时事评论的专书等。记得有三册一套的「满洲研究」。相当的学院派。但有一次在偶然的机会，在整齐排放的百科全书和世界宗教大全等套书的后面，发现塞着一些页数不多的小册子。其中有数本上海书局出版的中文小说类；戴季陶的有关三民主义的论著；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中文本；还有一本日文的托洛斯基著作，书名已忘记。

时隔五十年之久，却对书架上的书籍及其内容记忆犹新，可见林书扬当年对广收博取的阅读趣味，以及对这些书籍的了解与熟稔。这不仅在他青年时代表现很突出，而且，如果我们细读《林书扬文集》，会发现，他的知识面很广泛，阅读和思索的趣味非常丰富，有着深厚的人文素养。虽然他晚年出狱之后才有写作的可能性，而又因为台湾政治斗争的剧烈和实践的紧张，使得他自己一直没有时间和心情，来撰写一些理论和时政之外的文章，因之他的《文集》显得很“硬”，有点“枯燥”。但是，我们常常能在他笔下历史分析、时政点评的某些空隙处，看到一闪而过的灵光，感受到他的阅读趣味的丰润和实在。比如，他的少数几篇对于左翼文学的评论文章；比如，在点评李登辉的一篇文章中，他由此谈及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以及其他相关的日本作家：

1994年，李登辉在台湾接受了日本历史学家司马辽太郎的专访，这一谈话经过台湾报纸公开披露后，岛内外舆论一片哗然，李登辉意识深处对日本的“尊崇”，对大陆的敌视，昭然若揭。

我读过不少他的作品。印象中还是属于东方式的，偏于人物史观的写法。看不出战后新锐派的剖理笔力。不过娱乐效果的确不错。结构严密，格局相当壮观。但除此外，我对他的解释方式就不怎么共鸣了。即使是大众文艺，既然以真实的，或凭空的历史人物为主角，对各时代的历史条件或背景的批判力应该是首要的 可惜在他的作品里我没有受到这方面的震撼。西乡隆盛如此，阪本龙马如此，齐藤道三如此。都是被嵌进一套人物公式中，显不出个性与时代性之间的活生生的关系。这次他见李登辉，显然也把他摄入既成的人物表里。像是，日本学塑造下的“雄才大略，淡泊名利”等等之类。（《令台湾人悲哀的一场对谈──评司马辽太郎与李登辉》）

又比如，他在谈及“创新”时，突然有一小段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创新”观的点评，短小而犀利，也可以看出平时的积累：

当某一阶级取得了随制利益的占先权后，往往视革新为反社会行为。于是古代先民的「日新」的冲动，至后世难免被淡化为「变动不居」的平面运动观。如冯友兰新理学中「道体之日新」，也以「日新」内涵归结为循环、进退、损益、变通的四层意义，似乎末见本质跃升的发展观。我国传统观念中的进步观的偏限性，不仅在于偏重循环甚于发展，在「治术」方面也有偏重分配甚于生产的倾向。如《四书正误》，《论语》下：「均无贫，是圣人富国法；和无寡，是圣人强国法；安无倾，是圣人定国法」，虽然分配的合理公正是国家安定的大计，无人能否定；但古籍中似乎看不到同等量的鼓吹激励开发生产的文字也是事实。（《爱国主义与现代化》）

六张犁荒冢挖掘现场，林书扬和陈映真无言的注视着沾满泥泞的残碑。（蔡明德 摄）

这些偶然闪现在他的论析文章中的片段，所在多有，常常让我感叹林书扬一生其实有着很好的阅读功底、思辨能力，同时有着丰富广博的阅读趣味，然而他的一生，先是被34年7个月的牢狱所死死禁锢，后又被台湾剧烈变动的现实斗争所牢牢牵扯和压抑，以至于无没有空间来展现一个读书人和思想者的更为丰润的那一面，表达出更多的知识和思想魅力。世人读《文集》，至多能看出林书扬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却很难了解到他的骨子里，是一个了不起的读书人。

台湾劳动党内，与林书扬接触较多的唐曙，曾撰有《狂风•清晨•林书扬》一文，记载了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细节。1993年，林先生与国际友人推动成立了“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主义”论坛，在一次首尔的电车上，唐曙问林先生，“尽管这几年有关白色恐怖平反赔偿运动中对白色恐怖的史实介绍已经很丰富，但我总觉得自己在参与平反运动的过程中只能心追手摩，在情感上总隔了一层，无法真正体会政治犯先生们在牢里的心境”，而林先生在吵杂的电车里只问了唐曙一句：“你读过《Spark of Life》吗？”唐曙后来因此阅读了这本书，得到不少启发，但却没有与林书扬再次讨论这本书的机会。

[德]雷马克《在纳粹铁丝网后面/Der Funke Leben(Spark of Life)》安徽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故事讲述二战期间梅沦集中营里禁锢着几千个正直善良的德国人、捷克人和波兰人。他们大多是由于宗教信仰或政治观点而陷身囹圄，然面他们凭藉着坚韧不屈的意志，同舟共济，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仅仅这一句，也可以看出林书扬的阅读视野和趣味于一斑。然而林书扬只给后来人留下了一句反问，就仓促地被淹没在时代的嘈杂中。

二

在林书扬不多的回忆中，文史哲等各类书籍都有，可见他的阅读不限于一隅，可称为“博学精思”，这应当是他阅读的第一个特点。

不过，仅仅是有阅读和思考的热情，仅仅是一般性的努力广泛阅读，还不足以让林书扬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习惯和较完整的思想架构。在阅读和思考的过程中，他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也是他的第二个特点“避易就难”：

那时我是中学三年级。对上述的著作（在当年可能都是禁书)自然理解力不足。不过我有一项与别人不同的读书习惯。易懂的书觉得没有甚么，难懂的书觉得有意思。一天之内必得要求自己看一两个小时的难懂的书。（《曾文溪畔的斗魂》）

这种习惯，粗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奇特。但是细细品味，就会发现，林书扬在少年时代以来就有强烈的“学习”和“思考”的内在动力，而且这种动力是不断指向新的知识思想的挑战与获取，而非平面的重复和累积。所以，他说“易懂的书觉得没有甚么，难懂的书觉得有意思”，而且，“一天之内必得要求自己看一两个小时的难懂的书”，这种学习方法，使得自我的知识和思想的更新与突破，会大大高于一般人。

 2006年2月中国国民党举办“还原二二八座谈会”，党主席马英九（右）出席致词，并向政治者受难者林书扬（中）、陈明忠（左）鞠躬致歉

他的第三个特点，则是他非常喜欢“阅读辞典”。这个习惯据回忆是庄孟侯建议他的：“我不是叫你天天翻。那维持不了几个星期便厌了。有时候随手翻一下，似懂非懂也行。总是有用的。”在长期实践之后，他发现庄孟侯的话“被证明是对的”：

一本社会科学辞典，其中收集的单语是相当多歧。形而上，形而下：有抽象的原则，有业务层次的用语。不过当你看到一句你茫然不知其意的语汇时，你可以弃而不顾，再随手翻翻直到碰见一句能吸住你眼睛的字为止。其实，如何“简明”的社会科学辞典，它的说明文也不是一个中学生所能悉数理解的。但逐渐地，它的妙处出现了。当你在阅读任何文章而偶然碰见你曾经在辞典上看过的一句话，你会怦然心动，似乎自己一下子内行许多，那种感受是很令人兴奋的。也许这是成熟过程中年轻人懵懵懂懂的求知欲的自然倾向吧了。（《曾文溪畔的斗魂》）

林书扬和几位“老同学”在烈士墓碑前的照像，49号旗的是寻兄尸首30余年，终竟让英魂得见天地的曾梅兰（蔡明德 摄）

在中学时代就建立起了这种翻阅社会科学“辞典”的习惯，在精确的定义与阐释之中，去把握各不相同的概念内容，我想，这应当为林书扬知识的丰富，以及思维习惯的严谨打下了基础。同时，辞典的很多内容虽然“不是一个中学生所能悉数理解的”，但在反复摸索的过程之中，获得了更为宽广、科学的知识视野和概念体系，大大深化了自己的理解能力、思辨能力，这应当为他后来在监狱中成为思想“字典”，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所以他晚年回顾，认为这一习惯“带给我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不过，仅仅是上述三个特点，或许还无法让林书扬成为林书扬，毕竟，知识需要消化，而思想尤其需要反刍和内化，方能融会贯通，融入自我的血脉。这就意味着一个阅读者、学习者不仅要善于“学”，还要给自己留下相当的时间和空间，去体会和消化所学的知识和思想，使之成为自我内在的思维习惯、价值准则乃至立场根基。这不仅不仅需要知识和思想的反刍，更需要在心灵层面对自我的反省。林书扬恰恰在少年时代以来就形成了他的第四个特点，善于“融化反思”。他在《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身影》中，曾提到20岁左右的自己：

我当年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日临睡前把当天看过的书、经历过的事情都概要地记下来，作为自我反省的一个方法。和丁氏之间的一场交谈，回家后也做了一个摘要。……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林书扬的“反省”，既包括“当天看过的书”，也包括“经过的事情”，也就是说，这种“反省”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总结和反省，而且也包括了自我的为人处事方面的反省。这似乎颇近于宋代以来理学家的修身自省之道。但对于林书扬而言，这种反省的意义，首先在于能够及时总结、整合乃至消化新的知识学问；其次，则在于能够在为人处事的层面，去反省自我，将自我的知识、思想和行为，融贯为一体。只有这样，知识与思想，才不仅仅是外在的能力或装饰，而能成为自身内在的性格、情感、气质和道德精神的一部分，成为林书扬所说的“内部支持力量”。

林书扬先生和妻子曾玉娴女士（政治受难人遗孀，原名曾玉娇）于1987年6月6日在台北举办婚礼，双方介绍人是许月里，席开50桌，宾客大爆满。宴会主持人王津平报告，今天来自全岛的老同学还有其它贵宾的总刑期，超过7500年，可以说是台湾空前绝后的一次政治犯大集合。

这一特点似乎后来贯穿了林书扬的一生。即使是在后来漫长而险恶的监狱生涯中，林书扬都没有改变自己这一习惯。1984年3月，陈映真声援尚在狱中的林书扬，撰写《打起精神，英勇地活下去吧！》，提及六七十年代林书扬在狱中“认真写‘自省自勉录’”，“所谓‘自省自勉录’，是狱方交给每个犯人的小本子，要人天天检查自己的思想吧。大多数的人自然懂得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交差，唯独书扬却每天认真地记下所感所思，丝毫不因狱中的现实环境的荒谬性格，而稍事曲笔”，他甚至不怕因此而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他这种真挚地直面自我的反思，与早年的学习习惯一脉相承，内化为一种了不起的人格与精神。

四

上述四种特点或习惯，还只能算是一般读书人或知识分子的习惯，并没有展现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学习”特殊性。事实上，若站在整个人生实践的角度，来看青年林书扬的学习之路，我们还能看到很多新的方法论与价值观。

首先是将书本学习与社会实践、观察结合在一起。林书扬曾回忆：“我从小住在台南县麻豆镇，那地方曾是农民组合活动的地区”，有着较为深厚的左翼反帝反殖的历史积淀。虽然在他的早年成长阶段，因为日帝的残暴压制，左翼反抗运动和农民运动早已烟消云散，但却留下了很多口耳相传的历史经验。他说：

这样的家庭背景与气氛，使我从小就有一种很特殊的印象，对我以后的学习方向、观点，有很重要的影响。我从小就知道在抗日运动中有两种台湾人，一种是温和的，虽然也反抗日本，但很轻易地就会与日本当局妥协；另外一种团体是硬干型的，不妥协、要抓就抓，像农民组合、文化协会、台湾共产党都是这样的团体，虽然那时年纪还小，但是因为周遭环境的影响：所以从小就能分辨谁是乖乖牌、谁是死硬派。

林书扬（图中穿西装外套）在北京大学演讲后与同学们交谈（吴小珊 摄）

这段话里所特别提到的“我以后的学习方向、观点”，应当是指在社会层面、思想层面的学习方向和观点，结合他后来的人生实践来看，就是立足于底层的、受压迫者的价值立场，深刻地同情受压迫和受剥削者，融入劳工大众之中，敢于反抗各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并最终走向反帝、反殖、反独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林书扬将之归结为“学习”的“方向、观点”，这一思路非常具有他个人的特色。我们能够轻易在他回忆青年时代的故旧亲朋的文章中，发现他对社会现状和时局的高度关注，对复杂的历史动态的紧密追踪和研讨，这都是他后来投身于革命浪潮，最终遭受白色恐怖镇压的源起。

也是因此，他特别强调真正的左翼斗士、马克思主义者对时代之苦难的发现与承担。“巨大的压力和内部的严重失衡，造就殖民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疾苦。民族苦，阶级苦，物质苦，精神苦”，面对苦难该如何抉择，他说：“是避苦求福呢？还是面对着痛苦，强忍着，经过学习和实践，奋力挖出所有疾苦的因，然后思想启蒙，运动号召，形成人民反帝的大浪潮”。在这里，“奋力挖出所有疾苦的因”，是需要通过“学习和实践”两种方式的，如果说“学习”更多是一种文化、思想和理论上的探索，那么，实践则是社会层面的观察、践履和体认，是投入自己燃烧的血液和生命。也是因此，他青年时代，曾对老一辈左翼战士苏新甫出狱即投入群众生活的实践之中，而赞不绝口：

因为我们认识苏新其人，知道他才出狱不久，在出生地过日子。所以当下有了一种感触。按当年那些刑满出狱的政治运动人士，有人沉默不语，有人偶而寄情诗文。这都有一点韬光养晦的意思。但苏新一出狱立即回到家乡人群的怀里，和群众一起承受着当时生活的重担，并带领着群众一起努力要改善日愈艰难的生活。（《苏新文集的启发意义》）

蓝博洲 编《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1993年版

他晚年特别提到“所以当下有了一种感触”，可见当年苏新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人格风范和行为选择，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与冲击。这种影响的真正落脚点，即在于把“学习”当作一个马列主义信仰的人生实践过程。在这种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自然超越了一般的知识分子的视野，知识、学问和思想，都不再仅仅是静态的、封闭的知识、学问和思想，而成了一个与人生实践和人类进步融合在一起的矛盾斗争的过程，个体从中获得了某种阶级立场的转变、阶级觉悟的升华。也是因此，他曾撰文，特别赞赏劳动者的哲学视野，他说：“劳动阶级为了赢得自己的解放，首先需要科学的经济学及政治学。如果缺少了这两种知识，将无法掌握自我解放的展望和过程。不仅如此，如果劳动者没有哲学，将无法领会涵盖性的世界观、基本的思想及思想方法。劳工阶级有了阶级自觉，意味着思想史上的一种新思想的诞生。”这种“新思想”，其实不独为“劳工阶级”所有，也是他这样的马列主义的信仰者和实践者所有的。

在这种思想视野下，“学习”也是人生不息地“战斗”之一种，不仅仅是战斗的手段与过程，甚至也是战斗的目的。林书扬认为：“人不仅在政治方面，即使在学界、艺术界，凡是所做所为，没有不带着一定的愚劣性的。人的生活中，固然有聪明和美丽，但那只能表现在这样那样的愚劣性之中。历史的正当性只有向不实不义的斗争中实现出来。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因此，他特别赞赏马克思“为了人类的进步，他把他的生命投入于妨害历史前进的支配阶级及其权力和思想的战斗中”。这种“战斗”将人与人类的进步、解放联系在一起，不仅让人有了深刻的立场觉悟和实践方向，而且，超越了阅读、学习、观察和批评的层次，确立了“实践”和“战斗”的最终价值，他说：

马克思正是一位在所有的社会分野和所有的现实的愚劣战斗且不知「失望」为何物的人，那是因为他的性格和思想，无法使他停留在「观察者，也是批评者」的层次上面。马克思是一位广泛地读书、深刻地思考，并且，是不停地战斗的小他的思想教导我们，一个人如果真正忠于人类的进步，他不能止于认识、思考、批评，他必须自己也投入某一个分野，为那个目的而行动。而对这个思想最忠实的就是马克思本人。他的一生，为此而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了。（《青年马克思的初期思想》）

林书扬同志追思告别式现场（左富莲 摄）

这段话，似乎也可以看作林书扬本人的人生自述。林哲元在《摆脱愚劣的唯一途径——林书扬的马克思费尔巴哈分野论》中，特别提到林书扬“从内里深处散发的自信与勇气支撑他渡过漫长的牢狱生活和实践挫折”，他认为这种“自信与坚持是与科学世界观和历史观共生的”，并由此在不断的思索、实践和斗争中，去追寻和开创一个新的世界。林书扬曾说：“马克思不是束手等待民众中出现新人，他只苦虑着如何做才能造出群众中的新的政治工作者。他不止于是以语言教导那些人什么是新的政治，而是以亲身带领奋斗来教导队伍什么是正确的斗争。那样的人，也就是创造新的政治的人。”这里所谓的“创造新的政治”，也就是创造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创造一个新的立足于现实之上的世界。

五

有了这样的阶级觉悟和历史使命感，一个读书人，或者说知识分子，也就超越了原来的单纯的知识分子的定位，进入了革命者的“党性”的境界。一般来说，理想的知识分子秉持独立而自由的批判意志，被视作真理的探求者，那么，这种“求真”的意志与一个党组织之内的“组织原则”、“纪律原则”是否会冲突呢？

作为曾经的中共在台地下组织的参与者，以及台湾劳动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林书扬，曾在一篇文章中回答过这个问题。他首先承认了党性原则和组织原则：“政党既为一志愿团体，其结合在本质上是道德性的，而即使是一志愿团体，既为团体，必须建立制度化的命令与服从关系。”但是这种“命令与服从”，事实上是“不带法律强制效力的”，而是“一项至为严肃的道德问题”，能达致这种道德之境界，对于左翼革命者来说，“关键似乎在于他在精神的成长过程中，曾经如何处理过最后的阶级认同问题。如非确已获致一种基于新的阶级自觉的使命感，欲视组织服从为道德的自我扬弃，殊有困难。”恰恰是在“阶级自觉的使命感”的基础上，才能“视组织服从为道德的自我扬弃”，升华到一种“大我”乃至“无我”的境界。

林书扬同志纪念海报”第一种（邱士杰提供）

“随着实践的历史而进步的、人类的认识能力，总是无法脱离‘片面性’的制约”，因此党和个人的实践、思想，总是随着时代朝前发展、变化、创新的。那么，什么是他所说的“视组织服从为道德的自我扬弃”之“扬弃”呢？林书扬说得清楚：

何谓“异化分子”？简单地说，只有“变”而没有“提升”，没有“扬弃”，把原本的党性立场丧失在无原则的变得迷乱中，永不再回归于“原则”立场者。（《论斗争的伦理》）

所谓“扬弃”，是一种立足于原则立场之上的变化与前进。对于知识与思想是如此，对于道德和自我，也是如此。当然，这种“大我”乃至“无我”的境界，并非取消知识分子之“我”、取消自我独立的思想和求真的意志，不，这里没有取消，而是升华，是将这一意志统合在组织的“大我”的历史方位与使命担当之中。他也看到了，这二者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矛盾乃至挣扎的情况：“如个人的知性求真原则和组织的行动原则，在一个知识分子成员的精神生活中时而酿成内心的激烈挣扎，亦勿宁说是历史本身的缺憾。”这种激烈挣扎，被视为“历史本身的缺憾”，对这一“缺憾”，林书扬看得透彻：

然而，一位真正献身于理想的知识分子，处身于自由王国的前史阶段时，犹不可过早地丢弃人类从知识的黎明期便已带来的那一份对于真理的热切追求之心，并深刻地理解到历史之必然带着缺憾而前进，换言之，没有缺憾，便没有世界；没有缺憾，便没有历史，而即使是一个求真心切的知识分子党员，也断没有因缺憾而诀别世界，背向历史的道理。

这是一段非常耐人琢磨的话，至少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作为具有高度的自我觉悟和阶级觉悟的知识分子党员，不可丢弃“对于真理的热切追求之心”，改变自我自主求真的意志。二是“深刻地理解到历史之必然带着缺憾而前进”，无论自我还是组织，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要将自己投身于更大的历史的缺憾中，理解“缺憾”与“历史”的一体性。三是“断没有因缺憾而诀别世界，背向历史的道理”，这句话的意思应当是，即使历史曾经有过挫折乃至错误，但真正的觉悟之人，依旧会坚守初心与立场，提高自己的历史站位和政治站位，作为组织中的一员而面向真实的历史，超越一般层面的得失，无所谓得失毁誉成败，坚定前行。

马场町纪念公园，2001年3月18日返乡探亲的在京老台胞陈炳基参加春祭后与林书扬（戴帽并穿风衣者）等合影留念（陈炳基提供）

这可能是作为读书人、知识分子的林书扬，获得的终极的觉悟。据说作为台湾统左派，林书扬先生临终前曾对后继者留下“原则立场”四个字，这是他在当时台湾极端复杂、艰难而曲折的环境中的，最终的嘱托，可说是字字千钧。

六

值得一提的时，在林书扬笔下，“学习”不仅仅是个人的成长和实践之路，也是一个时代转变的内在缘由，是一代人重新创造历史的起步之处。

例如，林书扬回顾40年代末叶，从日据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台湾青年，因为对国民党腐败政权的失望乃至憎恨，转向对“红色祖国”的认同时，他会特别关注“学习”的“欲望”和风气，“大陆上革新运动的波涛汹涌，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之下，他们都愿意员实地拥抱另一个新中国”，在这种历史动向之下，林书扬特别关注当时书店和青年人的阅读状态。他回忆：“记得二•二八前后，在台湾各大城市中的书店里，琳乡满目尽是上海几家左派出版社的中文书籍。”这些书籍之所以能够推出，是因为“该时期国共两党间的抗日合作关系尚未公开破裂”，于是“从30 年代的文学作品到一些社会科学启蒙书，甚至部分马列经典等都公然推出”。

这种时代的阅读风向，带来的思想引领和启迪，直接促成了一代人的转变。林书扬特别指出，这“使一向看惯日本的单调沉郁的军国主义刊物的台湾青年们跃然心动，被诱发出强烈的学习欲望，那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了”（《如何让过去的成为真正的过去》）。

台湾“二二八”运动的领导者，共产党员谢雪红（前排左一）与杨克煌（后排右一）

这种回忆，以及回忆的兴趣点，大概和林书扬自己旺盛的“学习欲望”不无关系，也只有这种“跃然心动”的“学习欲望”，才能促成一个人内在的思想和立场转变。当然，这种转变是自然而然的，是出于一种自动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过程。于是在林书扬笔下，这种“学习欲望”被提炼为一种“自动学习”的精神，这种精神既根植于生命本身的需求，也来源于社会环境的推动和风气的熏染。他在不少文章中，一再如此强调：

这一代的青年们大致受到比较完整的日式教育。但他们的成长期大都已进入军国主义教育时代在思想素养上本来比较单纯。不过处此激烈的历史转换期，青年们的自动学习蔚成风气。他们以有限的国文阅读能力如饥似渴地涉猎中文书籍，特别是有关的思想经典和中国现代史。（《隐没在战云中的星团》）

林书扬先生所特别指出的“自动学习蔚成风气”，以至于“以有限的国文阅读能力如饥似渴地涉猎中文书籍”，是一代台湾青年面对历史变局和困局时的必然选择，他们阅读的主要对象，则是“有关的思想经典和中国现代史”。

不仅仅是对一代青年的“自动学习”特别关注，林书扬在回忆相关的人物与前辈时，也会特别注意到这些前辈人物“努力学习”的过程。如他谈论台湾左翼运动的前辈苏新：

苏新等人，除了超脱个人名利的思想见地外，还要在理性的作业方面努力学习。用通俗一点的说法，当年的殖民地斗士，被要求的是“革命的热诚加革命的理知”，也就是传统勇士们“智勇兼备”的人格楷模。

这种“努力学习”，指向的虽然是“理性的作业”，似乎只是纯理性的学习实践，但这种理性的学习、理论的提升，更加指向自我世界观、社会观、生命观的改变，也就是说，“学习”更深刻地目的，在于改变一个人对自身意义的把握和理解。非要有这一种深刻的理性思索，才能抵达生命的深处。他曾说：

他们所做的选择，是一段学习的结果。也未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壮士胸怀」。有世界观，有历史观，有社会观的自我定位，那里面有个人生命观的论视，所谓「成功不必在我，牺牲不落人后」这样的思想准备……

1986年，林书扬发起成立了促进中国统一的“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林书扬被推举为总会的第一届会长。

“他们所做的选择，是一段学习的结果”，在这里，思想与精神相互推进，二者不可或缺，而“努力学习”则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这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如果我们无法推出新的具有更彻底的引领力和说服力的思想文化，来澄清时代的迷局，来引领时代的实践，则在当下全面去中国化的台湾现实中，很难从整体上召唤乃至改变一代台湾青年人的思想意识，将海峡两岸的思想与情感联结在一起。

我们当然无须因此灰心。回忆林书扬那一代人学习、转变的历史之路，思索当下的中国与世界的大变局，我们应当有审慎而坚决的信心。因为林书扬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在那漫长的34年7个月的牢狱生涯，以及出狱后暮年的28年的不倦的坚守和斗争中——已经给出了如此明澈的思想与终极的信念。